他們,堅守知識報國的初心和使命,與時代同呼吸,與祖國共命運,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堅定傳播中華文化,促進與絲路沿線國家文明交流互鑒。他們,直面科學研究前沿和難關,填補多項考古研究空白,把中國游牧文化考古理論和實踐帶入國際領先水平,構建了絲綢之路考古的中國話語權和研究主導權,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充分肯定。

他們就是王建新教授領銜的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

這支由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8名骨干教師、12名學生組成,吸收國內外19家合作單位59名成員先后參與的考古隊,20年來,用不懼艱辛的穩健腳步丈量著絲綢之路,用孜孜以求的科學精神尋找歷史印記,用尊重包容的品格架起絲路文明對話的橋梁。

從中國西安到中亞的廣袤大地上,他們取得了一系列首創性的重大考古發現,最終確認了《史記》《漢書》等文獻記載的古代月氏和康居的文化遺存,為絲綢之路考古提供了廣為認可的“中國方案”,生動詮釋了新時代高校知識分子的使命和擔當。

“走出去”,知識分子的拳拳之心

今年66歲的王建新對28年前一場學術報告記憶猶新。1991年6月,日本著名考古學家樋口隆康來西北大學作關于月氏文化的學術報告,作為考古工作者、同時又精通日語的王建新擔任翻譯。報告結束之后,樋口隆康問到:“中國境內月氏考古的文化遺存在哪里?”滿座啞然。樋口隆康接著說:“要知道,中國才是大月氏的故鄉。”

大月氏是曾經活躍在我國西北地區的游牧民族,在西漢時被匈奴擊敗西遷中亞。公元前138年,張騫為聯合大月氏夾攻匈奴,第一次出使西域,由此打通了漢朝通往西域的道路,開辟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的開創者是中國,但其考古研究卻長期被歐美及餓羅斯、日本學術界所主導,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考古界的遺憾。

王建新被深深刺痛了。

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不意味著固步自封,閉上眼睛不看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就要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相適應的國際話語權。王建新深刻地認識到:“正因為考古難以走出國門,中國專家長期以來在本國以外的重大考古領域沒有發言權。”坐擁豐富學術資源的西北大學,考古是全國排名前列的優勢學科。王建新清醒地知道身上的使命和責任。

在1999年的中國考古學年會上,王建新積極向同行們闡述中國考古研究走出國門的重要性。他堅定有力地提出:“中國考古一定要走出去,只有把中國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來看待,才能更清晰地認知中華文明的特質和優勢。”

“走岀去”,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對王建新來說,絲綢之路考古勢必向西走進中亞,面對陌生的國度,他既茫然又擔心在那里考古研究,能不能得到國外同行的支持與配合?能不能得到政策支持和條件保障?在中亞開展考古研究有沒有外交政策支持?

當時的王建新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已經“風生水起”。20世紀90年代,他在日本茨城大學任教期間,對東北亞青銅文化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回國后他又主持開展中日合作麟游慈善寺石窟的考古調查,對佛教考古研究積累豐富。是繼續在自己深耕多年的“舒適區”收獲果實,還是另起爐灶,面對混沌不明的前景,開展絲綢之路考古研究?最終,王建新用一名共產黨員的使命感作出了選擇,他擲地有聲地回答:“既然決定了西北大學考古學科一定要走出去,那就由我開始!”

從此,一支由西大考古教研室專家教授和學生組成的考古隊,走出了“象牙塔”,走進了茫茫戈壁,踏上了絲路考古征程。

“不吃剩飯”,走出中國人的考古之路

見過王建新的人都說,他是一個熱情的人,但考古靠的不僅僅是熱情。在蒼茫寂寥的不毛之地,體味著深切心肺的無邊孤獨。熱情是最容易消散的,史書記載,月氏的故鄉在“敦煌祁連間”。考古隊腳步首先踏進河西走廊。但從2000年到2004年的四年間,一批本科生畢業了,幾批研究生也離開了學校,考古隊在河西走廊卻了無收獲。

在這個時間段,熱情的王建新不說話了。隊員們知道,王建新在質疑了。他質疑對“敦煌祁連間”在河西走廊的說法,也在質疑中外考古學界“游牧民族居無定所”的共識。經過查閱大量資料、分析研究,王建新判定,史書中的“祁連山”應該是現在的天山,文獻中的“敦煌祁連間”實際上是東天山地區。他帶領考古隊經過長期走訪和調查,還發現游牧民族也有定居,提出游牧文化考古應該重視聚落遺址發掘的思路。考古隊隨之探索總結出了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遺址的分布規律,及其和巖畫、墓葬同時存在的特征,形成了聚落、巖畫和墓葬“三位一體”綜合研究方法。

這是一次重大理論創新。這一創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游牧文化考古的學術體系,從理論到實踐都處于國際領先水平。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西北大學考古隊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合作,2006年至2007年在東天山石人溝發掘出一座大型古代游牧民族聚落遺址,考古隊判定該遺址很可能是與月氏人有極大關聯的王庭遺址。這一成果成功入選2007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從此,考古隊向西追逐絲路印記的腳步更加堅定：

——2009年,王建新帶領考古隊沿著張騫的足跡,從新疆一路考察到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這是中國考古學家首次進入中亞。

——2015年,中亞聯合考古隊對撒扎干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一批珍貴文物,并且探索形成了“大范圍系統區域調査與小規模科學精準發掘相結合”的研究模式。

——2017年5月,考古隊在拜松河邊發現了拉巴特墓地,出土了豐富的隨葬品。兩年后,發掘成果在烏茲別克斯坦國家歷史博物館展出,引起當地公眾、國際學術界以及全球各大媒體的高度關注,得到烏總統米爾濟約耶夫的關注,他對中烏聯合考古隊的工作給予了熱情的贊許。

這是中國科學家在中亞考古研究領域的重要突破。這些階段性的研究成果,為用中國話語闡釋絲綢之路歷史提供了實證資料和科學依據,對國際學術界的一些流行觀點甚至寫入教科書的結論提出挑戰,從而獲得了不容忽視的學術話語權。

當初,考古隊在烏茲別克斯坦考察的時候,遇到了國際公認的歐亞考古三巨頭之一的意大利著名學者妥金。妥金很不客氣地說:“我們在這里調查了十幾年,該弄清楚的都清楚了。你們還來干什么?”但是當他得知中亞考古隊在他調查過的地方又新發現了一批古代游牧聚落遺址并取得了新的突破性發現之后,不僅改變了態度,還要請考古隊喝酒,并邀請合作。由此,中亞考古隊員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學術研究決不能“吃剩飯”,只有自己的努力和拼搏,才能贏得尊重,才能贏得話語權!

詩和遠方,是腳步丈量夢想的征程

都說塞外好風光,野外考古,卻不是想象中的“詩和遠方”。

常年野外工作,幕天席地是常態。他們住過廢棄的工廠、牧民的羊圈,甚至在深山戈壁就地宿營。打地鋪是常事,沒水洗臉就用濕巾擦,吃不到熱飯也不怕,隊員們自己發明了“考古套餐”。這套餐,標配是一個馕餅、一根香腸,一個西紅柿、一根黃瓜；優質版本,就是再用手鏟切個西瓜。

在新疆考察時剛剛入秋,山里天氣很冷。還是博士生的任萌說“早飯喝到熱乎的羊油湯簡直是享受。然而出了門,冷風一吹,羊油就板結在喉嚨上,別提多難受了。”回憶起那段日子,如今已是團隊青年骨干教師的任萌清楚地記得,王建新總是第一個起床,在山上鍛煉身體,和當地的羊倌打招呼,唱陜北民歌……曠達樂觀的他感染著考古隊的每一個人。

考古是個“燒錢”的工作。考古隊第一次去新疆調查,五六個人湊了一萬塊錢就出發了。除去路費和吃飯,湊的錢所剩無幾。不敢住標間,所有人在大夏天就擠在一個宿舍里。第一次走進中亞,依舊沒有專項經費。沒有經費就自費,沒有旅行社開展中亞旅游業務,就找中國人在當地開設的公司聯系辦理手續,語言不通就找朋友做翻譯。

看著他們自費去調研,有人問王建新:“是不是找到東西了能掙大錢?”王建新笑著說:“只聽說有錢人干考古的,沒聽說過考古能致富的。自從考古前輩李濟先生提出考古人不收藏這個鐵律之后,我們自然都遵從,現在家里一件古董都沒有。”

在考古的路上,他們不怕窮、不怕苦,甚至不怕死。

常年出野外,考古隊員們大多一年有半年都“不著家”。自從走進中亞,外出的時間就更長了。對于長時間不能和家人在一起,團隊成員梁云教授明顯帶著虧欠地說,“他們可能也習慣了。”

2018年,王建新家里爆發了一次“大戰”。當時,他正在計劃第二次進入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區工作,而做生物學研究的兒子,也決定了要去那里參加學術會議。王建新得知后堅決反對。面對“不通情理”的老爸,兒子急了:“你能去,憑什么我就不能?!”父子二人一度冷戰。在妻子的勸解中,王建新說:“你不了解那邊的情況啊!這萬一有事,我們父子倆總得留下一個,不能都交代到那里啊!”

最終,王建新獨自踏上去白沙瓦的旅程。在他內心,背負著對兒子深深的歉疚,同時扛著對中國考古更深沉的責任。

逐夢絲路,以學術成果服務國家戰略

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訪問時,正式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中亞考古隊聽到這個消息倍受鼓舞,大家決心要牢牢把握歷史機遇,緊跟黨和國家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時代步伐,在考古第一線為國家貢獻力量。當年12月,在陜西省政府的支持下,西北大學與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簽署了合作協議,雙方組成中烏聯合考古隊。

2016年6月,習近平主席訪問烏茲別克斯坦前夕,在烏媒體上發表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國國家文物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西北大學等單位積極同烏方開展聯合考古和古跡修復工作,為恢復絲綢之路歷史風貌作出了重要努力。”訪烏期間,習近平主席專程接見了包括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在內的中方考古隊員。習近平主席的殷切期盼直抵每個考古隊員的內心,成為考古隊繼續努力工作的動力源泉。

學術研究與國家戰略深度契合,并能為“一帶一路”建設服務,中亞考古隊員們對自己的工作更加充滿信心,覺得自己的學問有了“用武之地”。

自從10年前走進烏茲別克斯坦,中亞考古隊就尊重當地國情民情,創立和推行了人才培養、遺址保護、考古發掘三結合的工作模式。在發掘過程中,考古隊毫無保留地向烏方人員傳授知識和技術,為該國培養了一大批專業人才。

2018年考古隊在拉巴特發掘時,費爾干納大學二年級學生馬娜利用暑假時間參與了一座墓葬的發掘。考古隊的老師手把手教她發掘。她與隊員們一起,頂著太陽暴曬,跪在墓坑邊用竹簽和刷子把板灰一點點清出來。在她準備返校前,考古隊按照標準支付給她工資,但她堅決不要,說“來這里就是為了學習,跟中國老師學了很多學問,這比金子還珍貴!”

“咱們不能在中亞進行掠奪式考古,只索取考古資料,不保護文物。”王建新經常告誡大家。考古隊的發掘現場一開始就邊發掘邊保護。在撒扎干發掘工地,考古隊建立了保護板房,并安裝了中國自主研發的環境檢測和安防監控系統。考古挖掘結束之后,以負責任的態度又把所有探方全部回填。

2017年7月18日晚7點20分,考古隊巴里坤駐地的西側民房突然燃起大火。在消防車趕到前的40分鐘里,20多個平均年齡不足25歲的考古隊員與當地哈薩克族居民齊心協力滅火。直到大火被趕來的消防車徹底撲滅,大家才陸續回到了駐地,又開始了手頭發掘資料的分類整理工作。

民族融合、民心相通,不僅僅是團隊的理念,更是他們的一言一行。他們是文化的使者,在學術交流和與當地人民交往中,播撒著友誼的種子。

2013年9月7日,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說:“我的家鄉陜西,就位于古絲綢之路的起點。站在這里,回首歷史,我仿佛聽到了山間回蕩的聲聲駝鈴,看到了大漠飄飛的裊裊孤煙。這一切,讓我感到十分親切。”6年后的同天,由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發起,包括中國、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在內的四國聯合考古工作,將在吉爾吉斯斯坦啟動。這標志著中亞聯合考古將全面開啟新的階段。

“愿得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西大中亞考古隊長王建新教授說,“作為一名知識分子,自己的研究能服務國家戰略,自己的一身知識能報效國家,我是無比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