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伯宇，男，1930年9月出生，1956年考入西北大學物理學系讀本科，1963年考入中科院數學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1950年因抗美援朝參干，自1953年開始，先后在鞍山鋼鐵公司、西安礦業學院、中科院數學研究所等單位工作；1973年調入西北大學，2010年10月6日因病逝世。曾擔任西北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學位委員會副主任、現代物理研究所所長，陜西省科協副主席、陜西省政協常委等職務；是國務院首批授予的博士生導師，全國優秀黨員專家、全國勞動模范、全國優秀教育工作者、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陜西省勞動模范、陜西省優秀共產黨員、陜西省優秀黨員專家、陜西省優秀教師；曾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和三等獎、全國高等教育優秀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一等獎、陜西省科技成果一等獎等多項獎勵。他所創立的“侯氏理論”被譽為“中國的驕傲”。

侯伯宇同志1950年第一次向黨組織遞交入黨申請書，1980年正式入黨，在教育科學戰線工作半個多世紀。他愛黨愛國、勇攀高峰、教書育人、淡泊名利、默默奉獻，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把畢生精力獻給了祖國的教育科學事業，以實際行動闡釋了共產黨員先進性的豐富內涵。

一、攻堅克難、勇攀高峰的探索精神

侯伯宇同志長期從事理論物理和數學物理的研究，勤奮學習，積極探索，不斷創新，在U群代數的表示、規范場拓撲行為、可積模型的對稱產生算子與幾何、規范場的上同調等方面取得了國際一流的研究成果，是當今世界數學物理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受到了國際同行的高度評價和贊譽。楊振寧、李政道等始終稱其為國際理論物理學科的帶頭人。

上世紀50年代后期，侯伯宇致力于群論在物理學中應用的研究，解決了蘇聯國際群論權威未能證明的重要公理及量子化學權威未能得出的重要公式；60年代初，他參加的北京層子模型工作中的對稱性研究，《強子結構的層子模型研究》后來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1978年，他的《群論、角動量及規范場與磁單極的研究》獲得了全國科學大會獎，受到鄧小平等中央領導的接見；1979年，他的《球對稱經典規范場的解系角動量研究》獲陜西省科技成果一等獎；1982年，他的《規范場經典理論研究》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三等獎，該成果也獲陜西省科技成果一等獎；1983年，侯伯宇推導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恒流的結果及其之間的內在聯系，也就是著名的“侯氏理論”，是世界上以中國人姓氏命名的現代科技成果之一，被譽為“中國的驕傲”。楊振寧等科學家用“非常漂亮”、“強有力的”、“很優美”等詞語，稱贊他“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1986年，他的《場論的完全可積性及量子場的大范圍行為》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一等獎；1990年，他和周光召等合作完成的《量子場論大范圍性質的研究》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2006年，他向數學中的幾何Langlands綱領如何在量子場論和弦理論中實現這一當今國際數學物理前沿的交叉領域進行沖擊，并組織來自國內數學和物理學界的一流學者參與到課題中。這是物理學中相當于數學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樣的一顆明珠，現在已經取得了一些國際一流的研究成果。

侯伯宇同志長期奮斗在國際理論物理研究前沿，不斷攀越學術高峰，不斷作出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科學成果，在國際數學物理學界具有廣泛的影響。他在國內外著名學術刊物上發表了200多篇論文，出版專著兩部，研究成果多次受到楊振寧、李政道、美國麻省理工學院Jackiw、德國玻恩大學Nahm、英國劍橋大學Fanli等著名教授的贊許，曾多次參加國際學術交流或短期出國講學，多次受邀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應邀到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海德堡大學、東京大學等著名學府講學，在美國布魯海文國家實驗室、國際理論物理研究中心等國際著名科研機構開展合作研究，許多篇論文在國內外同行間產生極大的影響，并被廣泛引用。他曾四次獲得國家科技獎勵，其中全國科學大會獎一項、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兩項、國家自然科學獎三等獎一項，是陜西省獲國家自然科學獎最多的科學家。

侯伯宇同志熟悉英文、俄文、德文和日文，在美、英、荷、意等國家的著名物理刊物發表論文100多篇。曾擔任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學會數學物理理事會協聯理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歐洲理論物理中心高級協聯成員，中國物理學會理事，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高級顧問，國家“攀登計劃”專家組資深成員，國家教委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評委，《應用數學學報》、《高能物理與核物理》、《中國物理快報》、《理論物理通訊》（英文版）編委，陜西省科協四、五、六屆副主席等，兼任中國科學院應用數學研究所、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教授。

侯伯宇同志在學術研究上刻苦用功，孜孜不倦，鍥而不舍，潛心研究，富有鉆研精神；治學嚴謹，造詣深厚，奮斗不止，成績卓著，學術思想活躍，在國際理論物理學界具有廣泛的影響，作出了一流的業績，為中國的理論物理研究在世界上占據重要地位作出了突出貢獻。他長期奮斗在學術研究的前沿，即使在進入耄耋之年，其研究工作仍始終處于國際前沿，在平凡的崗位上，始終保持強烈的事業心和高度的責任感，創造了無愧于時代和人民的業績。即使在身患癌癥時，他仍然對醫生說：“能否再給我三五年時間，讓我把手頭的研究做出來”。李政道教授曾這樣評價：“他勤奮萬分，以研究物理為自己的人生理想”。

二、精心育人、甘為人梯的師德風范

侯伯宇同志長期工作在教學第一線，曾先后為本科生和研究生講授過《普通物理》《原子物理》《數學物理方程》《半導體物理基礎》《相對論基礎》《群論》《規范場理論》《前沿動態物理》等多門基礎課和專業課，積極從事教學改革，運用現代教育理念，不斷向學生介紹當代科學發展的最新成果，著力培養全面發展、具有創新精神和國際競爭能力的高素質人才。

侯伯宇同志在教學過程中，注重創新和提高課程起點，強調授課內容要與研究課題密切結合，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紹給學生，講授國際上正在發展的最新、最先進的內容。他要求學生必須對本學科的全局有通盤的了解，這樣才能判斷學科生長點，選擇能帶動學科的課題。他要求學生一定要創新，即使不能達到當前世界的最新水平，也多少要有所突破。他十分重視教學研究，努力尋找有利于學生接受的教學方法，按照培養具有國際水平的創新性人才的要求，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傾力將國際前沿的知識傳授給學生。他的《立足西北，造就直達國際前沿的理論物理研究生》的教學成果獲得了全國高等教育首屆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與弟弟侯伯元合作的專著《物理學家用微分幾何》至今仍是國內和美國許多著名大學物理專業的指定參考書。

侯伯宇同志非常注重開闊學生的學術視野，經常邀請世界一流的科學家到物理所來為學生上專業課，千方百計想辦法送學生到國內外著名高校或科研機構訪學進修。在他的努力下，西北大學現代物理研究所1985年獲批為全國首批博士后科研流動站，楊振寧、李政道、吳健雄、巴丁、普里高津、哈肯、福井謙一、格羅斯、法捷耶夫等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和國際著名物理學家相繼前來訪問，建立交流合作關系，同時也為學生作報告、開講座，實現了人才培養的創新性和國際化的很好結合，使培養的學生具有國際意識，有能力參與國際交流和國際前沿研究，參與全球化競爭，實現了教育理念、教育資源、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與國際接軌。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侯伯宇培養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學生。他先后培養博士、碩士研究生40多名，指導博士后研究人員7名，許多人在讀研究生期間就在現代物理前沿做出了一系列創造性的成果，如今多數學生的研究都處于國際學術領域的前沿水平，其中有15人成為國際知名的學術帶頭人，6人獲得德國洪堡基金，4人次獲得日本學術振興基金，５人次獲得國家和省級科技進步獎，3人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和“做出突出貢獻的回國留學人員”，其中李衛、顧樵的研究成果被學術界冠名“侯—李變換”和“顧效應”。1985年，他被評為陜西省“優秀教師”。

侯伯宇同志不僅給學生傳授知識，塑造他們的學術品格，更用自己的善良、寬容、認真和正直，塑造著學生的人格，帶領學生健康成長，也影響著在他身邊的每一個人，用自己的一生詮釋了“學高為師，身正為范”的深刻內涵。他非常關心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學習和生活。他所帶的研究生中，幾乎所有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都得到過他的資助。他經常詢問每個已經畢業學生的情況，問他們去哪了，生活是不是穩定，有沒有堅持做研究。在他古稀之年，他說，要“盡可能地在最短的時間里，把自己的所學完完全全地傳授給學生們”。2007年到2008年的一個學年，他承擔的前沿動態課程達到了600個學時。中國科學院院士戴元本和朱重遠教授曾說：“侯伯宇為我國理論物理隊伍培養了一大批人才，特別是對于得到廣泛認可的我國理論物理‘西北軍’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的學生遍布全國乃至海外。”

三、頑強拼搏、不畏挫折的奮斗精神

侯伯宇同志是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代知識分子。他的經歷和共和國的教育科技事業同步，雖然鑄就了輝煌成果，但也有起步的艱辛和艱難的曲折。他以堅強的意志和頑強的毅力戰勝了各種困難，迎難而進，百折不撓，雖遭遇挫折但精神不倒、意志不衰，把科學研究當做最大的樂趣，把占領科學高峰當做最大的追求，以永不言棄的頑強氣概與厄運作斗爭，飽含深情地在教育科學戰線上忘我工作，充分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

侯伯宇同志的求學經歷就充滿了曲折。他出身名門，父親是國民黨陸軍上將侯鏡如，解放后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30年出生時，正值戰亂，從小就跟隨父親輾轉全國各地，先后在10所小學、３所中學上學。1947年高二時以全國第一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但由于高中未畢業，保留入學資格并在家學習英語和數學一年。1948年9月進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習；同年12月，跟隨父親到香港，由于沒有學習條件，又前往臺灣，于1949年9月開始在臺灣大學物理系學習；解放前夕回到北京，1950年2月再次進入清華大學；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他于1951年參加軍干校，到東北師大學習俄文，兩年后戰爭結束參加工作；1956年考入西北大學物理系。從1948年開始，他先后在四所大學學習，但是只有在西北大學拿到了本科畢業證書。1963年考入中科院數學所攻讀碩士學位，期間因為導師張宗燧教授遭批斗早逝，自己也受到牽連遭受批斗。但他并沒有因此而放棄，對物理的喜愛和對科學的執著更加堅定。

“三年自然災難”期間，生活極其困難，他仍潛心研究，在物理學報上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局部坐標系中的算子及波函數》就受到唐敖慶等科學家的高度評價。到西北大學工作后，由于資訊、交通和經濟條件等方面的制約，科研條件、工作環境和可供利用的資源遠落后于發達地區和中科院系統。但是他扎根西北，頑強拼搏，克服各種困難和挑戰，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學科研工作，并在艱苦的條件下不斷創造出了國際一流的成果。以他的學術成果和影響力，如果在中科院系統或者在京津滬地區，可能早就當選為院士了，由于地處西北地方高校，他屢次申報而未能當選。學術界的很多權威人物都為他未能當選院士忿忿不平，但是他沒有任何抱怨，謝絕了國內外很多高校和科研單位的優厚待遇，積極創造條件，并利用自己在國際物理學界的影響，為學校的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使西北大學成為中國理論物理研究重鎮。

2007年８月，生活在加拿大的兒子和孫子遭遇車禍雙雙離世。他忍受著失去獨子獨孫的巨大悲痛，當天又去了研究所工作，第三天又站在了講臺上給學生們上課。在受到人生巨大的打擊之后，他不但沒有減少課時，反倒比過去上得更多。2009年11月，他被確診患上了膀胱癌，誰也沒有告訴就先去北京開學術會議了。在住院期間，80歲高齡的他依然放不下手里的書和正在進行的科研課題。即使去做檢查的時候，他還經常拿著最新的論文在研讀。他對推輪椅的護士說：“請你推慢一點兒，我要看書。”臥床之際，他自己不能看書了，就讓學生讀給他聽，再后來他記憶思維衰退了，就敦促學生們不能放棄、繼續完成手頭的課題。在生命的最后幾個月，他還滿懷豪情的寫下“以創新湮滅頑疾之痛苦，以創新來消滅死”的字句。不論是早年的曲折，中年的艱辛，還是晚年遭受的巨大打擊，直至最后身患癌癥，他都能勇敢面對，從來沒有消沉過，也從來沒有被壓垮，生命不息，奮斗不止，體現了新中國第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那種頑強拼搏、不畏挫折的奮斗精神。由于突出的工作，他先后被評為陜西省“勞動模范”、“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被全國總工會授“全國優秀教育工作者”和“五一勞動獎章”，被國務院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被國家教委和國家科委授予“全國高校先進科技工作者”稱號。

四、樸實無華、淡泊名利的人格品質

侯伯宇同志先后取得了多項重大開創性成果，獲得多項榮譽，但他從未居功自傲，始終樸實無華，低調做人。雖然在國際理論物理學界名氣很大，任何時候談起來，大家都知道中國的理論物理有個西北大學，西北大學有個侯伯宇。但他卻從不接受新聞媒體的采訪和宣傳，社會上知道侯伯宇這個名字的人并不多。對于他來說，科學研究能給自己帶來怎樣的聲望和利益，并不在考慮之中。

作為一個有突出貢獻的老專家，他生活儉樸，從不追求享樂奢華；克己奉公，利益面前從不伸手。他從來不肯動用科研經費為自己報銷一本和課題“無關”的書；雖數十次出國交流訪問，卻從來沒有一次帶家屬同行；每次參加學術會議，均只參加學術研討和交流，不參加考察和游覽。九十年代初期，學校還沒有條件給研究所裝空調，他就從自己的科研獎勵里拿出來一部分錢，給研究所的辦公室都裝上了空調。而自己始終住在老舊的家屬樓里，家中家具一用幾十年，從不舍得多花錢更換。

侯伯宇同志不計名利，不求索取，只講奉獻，始終以工作為最大幸福，以教學科研為最大快樂。他一生成果卓著，但多次申報院士未果。他堅決反對學校出面做工作，也不允許利用家族的力量來謀求影響。甚至在整理申報材料時，他舍棄了一些影響因子非常高的論文，反而收錄了一些發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論文。他給學生解釋說，“有些論文雖然發表的期刊檔次很高，但是實際上的學術價值卻不及另一些論文，我要選擇那些更具生命力的文章”。在他心目中，學術價值是最神圣的，科學本身超越了一切。這種學術風氣、學術道德和人格品質同當今的一些學術造假、剽竊抄襲、學術腐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影響和帶動了周圍一大批人全身心地投身于工作。1997年，香港柏寧頓（中國）教育基金會授予他第三屆“孺子牛金球獎”。

為使西北大學的物理學科后繼有人，他主動辭去現代物理研究所所長職務，積極培養扶持年輕學者勇挑重擔，為造就一支過硬的學術團隊作出了重要貢獻，使得地處中國西北的西北大學現代物理研究所在世界理論物理研究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他在給學校的材料中寫道，“我最適宜的崗位是科研第一線。雖然物理界到我這個年齡的人多數已不在科研第一線親自動手，但我感到我還有精力在難得的科學春天中繼續與戰友及學生們向國際舞臺沖刺。現在已經打開了局面，在國際上也取得了發言權。……組織多次建議我做行政工作，我都懇切辭謝了。我要為在西安建立理論物理科研基地而努力，進一步培養高水平的青年人，為提高陜西以及我國理論物理界的教學、科研水平而努力。”

五、愛黨愛國、矢志不渝的奉獻精神

侯伯宇同志始終把自己和祖國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恪守信念，牢記宗旨，立場堅定，把對黨的熱愛、對祖國事業的熱愛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自覺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了黨和人民的教育和科學事業。共產黨人這個光榮的稱號，對黨的事業的不懈追求，伴隨了他的一生。他用自己樸實無華的行動踐行著入黨誓詞和對黨的事業的莊嚴承諾。

他的父親侯鏡如將軍早年投身革命，畢業于黃埔軍校第一期，在東征中經由周恩來等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起，就深受父親愛國思想和行為的影響，逐步樹立了科學報國的理想。對科學的熱愛和科學報國的理想，伴隨了他的一生。而他自己也用實際行動，踐行著“科學報國”的理想。

1947年，受中共北平地下黨員的影響與鼓勵，他決心學習物理，“科學救國，做出更好的武器”，并考入了清華大學物理系。1948年12月，由于父親受黨的委派前往香港，勸阻國民黨將領赴臺，他也跟隨前往，于1949年9月進入臺灣大學物理系學習。解放前夕，他放棄了前往美國和蘇聯學習的機會，回到北京。抗美援朝戰爭就爆發后，他是清華大學班里第一個主動要求參加志愿軍的學生，并將父親給他的四年大學學費、生活費1000美元傾囊捐出。1951年，組織批準他參加軍干校，被派往東北師大學習俄文，準備跟隨蘇聯軍事顧問入朝參戰。1953年，因為新中國“一五”計劃工業建設迫切需要既懂外語又有數理基礎的人，侯伯宇同志放棄了回清華繼續讀書的愿望，赴遼寧鞍山黑色冶金設計院翻譯科當了一名俄語翻譯。1956年，國家提倡“向科學進軍”，侯伯宇響應號召，考入西北大學物理系，兩年后提前畢業，到西安礦業學院物理系做教師。1963年考入中科院數學所，師從學部委員張宗燧攻讀碩士，畢業后在該所從事研究工作。1973年，他為了支援西部建設，調入西北大學工作。

侯伯宇同志曾為促進海峽兩岸交流與祖國早日和平統一做出了貢獻。父親侯鏡如在美國籌備成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時，他一直協助，并曾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上世紀80年代，侯伯宇力邀臺灣中央研究院袁旗教授來大陸進行學術交流，舉辦了多場講座。袁旗的父親是國民黨陸軍上將袁守謙，和侯鏡如為黃埔同學，曾任“總統府資政”。袁旗訪問大陸，是兩岸隔絕30多年來，臺灣學界首次與大陸接觸，在臺灣島內引起了軒然大波，對于打破當時兩岸“堅冰”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受父親和中共地下黨的影響,共產主義信念早早便開始逐步根植于他的心中。1950年，他第一次正式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但是由于父親曾是國民黨將軍，自己還曾在臺灣讀書3個月的“歷史問題”，入黨問題也一再被擱置。在1955年的“肅反”中曾遭受批斗，后來得到平反；1957年差點被打成“右派”；“文革”爆發，導師張宗燧遭抄家批斗，他也受到牽連，但是這些始終沒有動搖他向黨組織靠攏的堅定決心。他先后三次向黨組織遞交入黨申請書，終于在30年后的1980年，光榮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發展入黨時的《關于侯伯宇同志家庭社會關系以及本人經歷和思想表現的介紹》中有這樣一段話，很好地評價了他30年來對黨的熱愛和追求：“侯伯宇同志解放以來思想積極，一貫要求進步，在各大政治運動中認識明確，立場堅定，能積極靠攏組織，擁護黨的領導，能以實際行動響應黨的號召。”“侯伯宇同志在各個時期都能做到勇于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原則，和錯誤傾向作斗爭。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他能做到明辨大事大非，堅持正確方向。在林彪、四人幫用高壓手段和強大輿論取締理論的時期，他仍能堅持理論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天安門事件被打成反革命后，他仍珍藏自己在天安門廣場群眾悼念總理的活動場面的許多照片。在黨提出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偉大號召之后，侯伯宇同志更是夜以繼日的努力工作，一心一意為實現四化貢獻自己的力量，作出自己的貢獻。”

入黨不久，侯伯宇同志就到美國開展合作研究。他在寫給西北大學黨組織的材料中說，“參加黨組織不久，學校就派我到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美國。為了不辜負人民的期盼，要為祖國爭氣，在盡量利用研究條件的方便、克服生活上的不適應、爭取多做些工作的同時，隨時面臨著祖國的前途，如何對待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問題。身在海外，更時常縈懷著祖國的前途。”“正是隨時不忘記自己是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員，心中時記共產黨員的身份，使我在遠離祖國，與組織無多聯系的情況下，獨處放任自由的花花世界而能抵御誘惑與侵蝕，盡力做些工作，不失政治原則。”

在“八九”動亂中，他非常關心學生、積極深入學生中間做工作，勸導學生要相信黨中央，珍惜美好時光，加緊學習專業知識。他還向黨委提出，如果需要給學生做工作，愿意給學生談，并專門準備了給學生的廣播講話，希望學生能夠警惕和防范社會上的復雜情況，珍惜和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反對采用游行和動亂的形式來表達意見，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學習科學文化知識上，將來報效祖國。在北京參加學術會議期間，他還親自去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返校。由于侯伯宇同志作為一個黨員學者的突出表現，他于1984年被中組部確定為國家管理的優秀專家，1988年被中組部評選為全國優秀黨員專家，并兩次被省委人才工作領導小組、省委組織部評選為陜西省優秀黨員專家。

侯伯宇同志對黨無比熱愛，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把畢生精力獻給了黨和人民的教育和科學事業。他的高尚的精神品格、杰出的工作成就和感人的先進事跡，充分體現了新時期共產黨員的先進性，集中展現了當代共產黨人的崇高品質，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是新時期教育科學戰線基層黨員的優秀代表，是忠實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實際行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楷模，是廣大共產黨員和知識分子的優秀楷模，為廣大黨員干部樹立了學習的榜樣。